很久没有对一个人这么着迷了，从MJ的悼念仪式中就被Judith Hill折服。希望早日听到她的专辑。

    海子是远方忠诚的儿子，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他弱冠离家，负笈北大。大多数的诗歌圈子容不下这样一个天才少年，他只好带着自己的作品到全国各地去拜访更多的诗人。海子的孱弱体格也并不适合80年代流行的漂流探险。他去了西藏，从那里带回来的石头和唐卡成了他为数不多的遗物，海子开始沉迷气功，有一次他甚至看到那些石头和唐卡在屋子里飞来飞去，他被喧嚣的现实逼入了神秘主义的墙角，不能自拔。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海子也是物质的短暂情人。80年代后期，人们被沿海吹来的商品经济暖风熏得蠢蠢欲动，单纯的海子并不理解什么是官倒，什么是批文。他只能给家里买一台黑白电视，当海子在1989年的春节回到老家时，家中热火朝天的豆腐坊营生让他感觉格格不入。他只好抱怨故乡的麦田再也看不到日升日落。他感慨道，“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你在家乡完全变成了个陌生人！”春节后，海子离开了让他感觉陌生的家乡，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海子把自己的死当作一次殉葬，当他在1989年的3月26号来到山海关，沿着蜿蜒的铁路踟蹰向前，眼望着无尽的远方，他和那个时代的很多青年一样感到无限惭愧，他们惭愧无力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即使他们热爱粮食，他们渴望在自己的家园生儿育女，然而工业文明的钢铁车轮却狂笑着从他们的身上无情碾过。
　　同样被这钢铁车轮碾过的，还有这个时代最宝贵的精神。金钱和权力的诱惑无孔不入，那些曾经照亮青年一代心灵的理想、勇气、爱心之火变得黯淡。但是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海子独自高举这火。当大学的教职让他感到无望时，他选择离开，用这火为一个时代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们照亮前进的路。在他死后20天，一位老人在北京溘然长逝，他已不再年轻，空有一身疲倦，但他的风范却和海子的诗歌一样历久弥新。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海子生前寂寥，死后却备受推崇。每年的春天都有人聚在一起读他的诗，纪念那个在钢铁车轮的狂笑里远去的年代，纪念自己被世俗生活麻醉的青春理想。后来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编剧的邹静之在感叹这段时光时写道：“暮色涌来，马群散开！”然而在这个纷乱的时代里，海子却成为了一种象征，他对祖国的热爱不需要被人代表，他对土地的依恋永远不会流转，他要去建设祖国的语言，哪管那梁山城寨依旧乱石投筑。
　　海子没能实现埋葬在高山上的愿望，他的遗体回到了安徽老家。这块一次次见证中国农村变革的土地永远包容着她的孩子们。千年后当海子再生于故乡的河岸、稻田，那里的人们依旧从容安详，却早已忘记了他的名字。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国人应当适应现代新秩序

　　作者：李银河 出处：李银河博客

　　最近一段时间，公众以及一些媒体对我的一再误解引起我的深思。为什么每当我说某个人有权利做某件事的时候，大家就异口同声地说：你是在提倡我们做这件事。于是，在这个误解的前提之下，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赞成大家都来做这件事，另一派反对大家做这件事。前者像是在支持我，但是支持错了；后者像是在反对我，但是反对错了。文不对题。

　　反省这个局面形成的原因，我认为乃是因为国人还太不习惯人们有权利做某件事而又可以不去做这件事这样一种现代秩序。这个逻辑在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当中一直是讲不通的。我们有权利做的事一向太少太窄，而我们没权利做的事一向太多太宽。所以一旦有人提出人们有权利做某件事，大家就都要去实现一把这个权利，而提出人有做某件事权利的人，就好像是在号召大家都来做这件事。这就是我目前的处境。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是一个崇尚集体价值而否定个人价值的社会，是一个在很多方面忽视个人价值和权利的社会，在性的领域，压抑尤其深重。可以说，除了婚姻之内的性，所有的性活动都是被压抑着的，其中包括婚前性活动、同性性活动、虐恋、一夜情、换偶等等。不仅是道德在压抑着所有这些婚姻之外的性活动，法律也是严厉惩罚的。比如，将参加换偶活动的人判死刑，把搞一夜情的人抓起来判刑（流氓罪），把跳贴面舞、熄灯舞搞性聚会的人枪毙，上公园去骚扰同性恋者。人们一直不知道也不习惯把自愿的、私秘的和成人之间的性看作是自己的应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按照中国人思维惯性，只有得到法律批准的性才是自己有权利做的（由婚姻法承认的、由婚姻证加以认可的夫妻之间的性权利），其他是无权做的，当然也是坏事。

　　事过境迁，中国慢慢进入了现代社会，婚姻之外的性活动没人管了，联防队员也很少骚扰同性恋了，虐恋俱乐部悄然出现了，换偶活动也在各地悄悄进行了。总之，婚姻之外的性活动开始出现了，有的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例如在婚前检查的人群中，非处女已经达到六七成了。但是，只要有人敢说这些人有权利这样做，不犯法，大家还是觉得非常震惊，因为他们想，有权利岂不是人人都可以这样做了吗？换句话说，那岂不是人人都有权利在婚姻之外发生性关系了？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发生同性性关系了？岂不是人人都可以玩虐恋了？岂不是人人都可以换偶了？可转念一想，我并不喜欢在婚前发生性行为呀，我并不想搞同性恋呀，我觉得虐恋很可怕很危险呀，我觉得换偶很恶心呀。你为什么让我们去搞这样的活动呀。你怎么这么堕落呀。

　　其实，谁让你搞同性恋了？谁让你搞一夜情了？谁让你换偶了？我只是告诉你，想做这事的人其实是有权利的，就连你这个不想做这事的人也是有权利做的。于是，这个人说：我就不想要这个权利，给我这个权利我也不会去做这件事。是呀，很好，很好。但是，有的人想做这件事，你怎么办？你能剥夺他们的权利吗？你还想像有些国家那样绞死同性恋吗？你还想像我们国家过去那样枪毙换偶者吗？你不能。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现代，不是中世纪了。你不得不习惯于这个世界上有跟自己价值观不一样的人了，你不得不容忍这个世界上有跟自己性取向、生活方式不一样的人了，你不得不逐渐习惯于对一些事有权利做却不去做的现代新秩序了。

    在去年的政治课上，政治老师谈到罗素，他说罗素给自己归纳了三条人生奋斗的动机：对人类痛苦命运痛彻肺腑的同情，对真理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这每一条都能深深震撼我的心灵。但是，我又给自己的生活添加了一条动机：回答儿子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对一些琐碎的问题饶有兴趣，这些问题无关乎人类的生活，无关乎宇宙的奥秘，也不是为了在爱人面前炫耀。但是有一天，当孩子问你为什么会这样？你能给他一个答案，因为你也曾想过，也曾问过，你终于发现，这就是意义所在。

    我小时会拿各种各样的问题问父亲，幸运的是，它总能以某种方式给我答案。我问他：老虎是不是最厉害的动物，爸爸会告诉我，大象还要厉害得多。那么大象是不是最厉害的？爸爸说：犀牛还要更厉害，它可以用角顶穿大象的肚皮。我对这个答案是如此的着迷，以至于此后日复一日的在地上画着大象和犀牛。感谢父亲，他用自己的方式极大的丰富着一个孩子想象的空间。今年五月，在动物园，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了犀牛，我激动得都差点哭出来。

    稍大一些，当我从电视上看到了复活节岛的雕像，我很想知道这些雕像是哪里来的，我怀疑是不是外星人做的。感谢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一些热心于回答孩子问题的人。有人真的研究这种问题，他们用手工的方式雕琢这些石像，完全凭借人力将石像树立起来。我常常猜想，这些付出极大心血的研究者，或许真的只是因为某个晚上，孩子问他：爸爸，那些巨大的石像是怎么来的？他竟回答不上来，于是毅然登上海船，远赴重洋。感谢这些父亲们，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给了孩子们答案。

    我珍惜来自父亲的答案。这是一代人到另一代人，血脉相传的情愫。谁建造了金子塔？水晶骷髅真的被诅咒过吗？凯撒大帝被刺时，他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霸王龙是猎食者还是食腐动物？我常常沉静在历史的趣味或者自然的奥秘之中，我常常对这些问题饶有兴趣。其实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当有一天，儿子问我这些东西，我不会觉得无措，我会给他自己的答案，能够因此建立父子之间的默契，激发他的好奇心，丰富他想象的空间，这是我莫大的快乐。

    也不止于此。一种责任感会由此而生。你会不满足于父亲的答案，而迈出探索的步伐。你会将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传递给儿子。谁刺杀了肯尼迪？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早上，当我的孩子走进国家档案馆，打开卷宗，也许他就能知道答案。但是我们必须把问题传给他们，跟着问题一起传给他们的还有梦想，以及为罗索所珍爱的：对人类痛苦命运痛彻肺腑的同情，对真理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

人的情感大体分为两种，发自于心的和发自于脑子的。热爱自己的孩子是发诸于心的，热爱伟大领袖则是发诸于脑子的。发自于心的情感是纯粹感性的，混沌而不羁，发自于脑子的情感带有理性的色彩。不过，两者不可绝然分割。

这段文字是想写给“爱情电影”，或者说“电影中的爱情”。爱情是发诸于心的，但是中西方爱情电影有不同的传统。由于理性传统，西方人往往把爱情上升到用脑子思考的高度。

很多爱情电影的场景至今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Notting Hill”中，男女主人公路过一个小花园，园主人的椅子上刻着纪念他们白头偕老的文字。女主人公说：“Some people do spend their whole lives together.”这是典型的理性主义爱情宣言。相伴一生是多么的不容易，但却是可贵的。这就是对一种价值观的肯定。后面又有一段台词，是片尾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的表白：“只是一个女孩，希望得到男孩的爱。”这太明白了：不要因为我是大明星，你就考虑许多，在爱情中是没有什么地位差别可言的。

指环王中，Arwen为了Aragon，愿意放弃永恒的生命，这种寓意也再清楚不过了。

最近看僵尸新娘，仍然是这种唯美的理性主义。特别欣赏那句台词：“I like your enthusiasm.”这句话在角色中是发自心的，在导演而言，却是发自脑子的。又一次探讨了爱情的某种特质。

西方电影探讨爱情，始终是在回答“爱情的本质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这就决定了它是发诸于脑子的。总之，只要你不陷入爱情，你会越看越明白。

东方电影则有不同的传统。看中国人的爱情故事，你会和自己恋爱一样肝肠寸断。记得小时候看“新白娘子传奇”，我就真个爱上了白素贞。以致为她的遭遇茶饭不思。这也是我为什么看中国电影较少的原因之一，脆弱的感情经不起折腾。但我还是把“独自等待”看完了，而且还鼓了掌。

那么多场景就像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样。失恋时不分东西的恍惚，雨中狂奔，靠在朋友的膝盖上痛苦一场，这些不就是昨天的自己吗？蓦然回首，又有多少人曾经从自己身边溜走？又有什么人将要从自己身边溜走？你安慰了谁，你又该珍惜谁？送走那么多人，哪一个是你该留下的？你等待了谁，谁又会回到你身边？失去的是你本该得到的，还是得到意味着另一种失去？噢，天哪，这实在是太复杂了。

“混乱”的时候好想逃避，又用“理性的牙套”武装自己，咬碎“情感的核桃”。但这次不想了，跟着电影一起，感动一次糊涂的爱，挥霍一次自己的情绪，融掉一点冰雪，恢复一点血性。

呵呵。。。呵呵。。。

The Constitution of Journal Club

 

 本着民主，法制与尊重兴趣的精神，制定以下条例

 

一．主要原则

1.       强度原则：Journal Club要达到一定的水准与频率。

2.       风雨无阻原则：Journal Club应坚持进行，形成传统。

3.       弹性原则：Journal Club不强制参加，应成为有兴趣的同学组织的能动性活动。

 

二．条例

1.       发言人

每周两名同学发言，一人为主题发言，使用英文。一人为自由发言，推荐使用英文。发言人至少提前两周确定。

2.       发言内容

发言主题与自然科学相关。主题发言内容至少提前两周由Club组员协商确定。自由发言内容由发言人自定，可征求大家意见。已公布内容的变更应及时通知大家。

3.       活动时间

    Journal Club活动时间定为每周二晚6:30；根据实际情况，可临时变更已达到最优效果。但在一周内满足以下条件必须召开一次：①参加人数≥3人，②有至少一人可以发言。

4.       考勤

Club组员参加活动需签到。签到记录不向导师汇报，但Club内容可向导师汇报。已定发言人因故不能发言须给出理由。已定发言人因故不能发言时，其他组员可补充发言。Journal Club任何时候欢迎讨论与补充发言。

5.       发言顺序

    Journal Club组员有发言的义务。原则上Club组员轮流担任发言人，但因故不能发言可以调换，跳过或者协商其他办法。若遇竞争发言：第一原则：发言次数/到会次数，比值小者优先；第二原则：组员投票决定发言人。

6.       HIV组所有老师，研究生与本科生签字即成为Club组员。连续四次不到会，民主决议时可不认定为法定人数。

7.       若有对外开放或扩大影响的实际要求，可相应制定新规定。

8.       Journal Club负责人负责落实本纲要并提供相关服务。负责人相关事宜组员协商确定。

9.       本纲要2006年 4 月 18日开始实施。

 

三．纲要的通过

本纲要庄柯签字同时在读研究生7人签字即通过。庄柯，签字研究生以及签字本科生同时成为Club组员。

通过后的若需修改，可在协商后以修正案的形式列在后面。修正案的通过需要研究生以上所有组员2/3签字通过。

 

签字：庄柯：

           研究生：

 

     

本科生：

 

英国文学

 

    一、中世纪文学

　　古英语文学　英格兰岛的早期居民凯尔特人和其他部族,没有留下书面文学作品。5世纪时，原住北欧的三个日耳曼部落──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侵入英国，他们的史诗《贝奥武甫》传了下来。诗中的英雄贝奥武甫杀巨魔、斗毒龙，并在征服这些自然界恶势力的过程中为民捐躯。它的背景和情节是北欧的，但掺有基督教成分，显示出史诗曾几经修改，已非原貌。按照保存在一部10世纪的手抄本里的版本来看，诗的结构完整，写法生动，所用的头韵、重读字和代称体现了古英语诗歌的特色。

　　6世纪末,基督教传入英国，出现了宗教文学。僧侣们用拉丁文写书，其中比德所著的《英国人民宗教史》(731年完成)既有难得的史实,又有富于哲理的传说，受到推崇，并译成了英文。

　　此后，丹麦人入侵，不少寺院毁于兵火，学术凋零。9世纪末,韦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力抗丹，同时着手振兴学术，请了一批学者将拉丁文著作译为英文，并鼓励编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是用英国当地语言写史的开始。

　　中古英语文学　1066年诺曼人入侵，带来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度，也带来了一批说法语的贵族。古英语受到了统治阶层语言的影响,本身也在起着变化,12世纪后发展为中古英语。文学上也出现了新风尚，盛行用韵文写的骑士传奇，它们歌颂对领主的忠和对高贵妇人的爱，其中艺术性高的有《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它用头韵体诗写成，内容是古代亚瑟王属下一个“圆桌骑士”的奇遇。

　　14世纪后半叶，中古英语文学达到了高峰。这时期的重要诗人乔叟的创作历程，从早期对法国和意大利作品的仿效，进到后来英国本色的写实，表明了英国文学的自信。他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用优美、活泼的韵文，描写了一群去坎特伯雷朝圣的人的神态言谈；他们来自不同阶层和行业,各人所讲的故事或雅或俗,揭示了多方面的社会现实。同时，还有教会小职员兰格伦写的头韵体长诗《农夫皮尔斯》(一译《农夫彼得之梦》)，用梦幻的形式和寓意的象征，写出了1381年农民暴动前后的农村现实，笔锋常带严峻的是非之感。同样宣泄下层人民情绪的还有民间歌谣，它们往往是在长时间的口头流传之后才写定的，其中最初见于15世纪抄本的罗宾汉歌谣，描绘了一群农民劫富济贫、打击教会僧侣和执法吏的事迹，传诵至今。

 

　　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16世纪，由于新航路发现后海外贸易发达，英国国力逐渐充实，民族主义高涨，1588年一举击败大陆强国西班牙派来入侵的“无敌舰队”。文化上也出现了一个活动频繁、佳作竞出的文艺复兴局面。

　　一如在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在英国是以重新发现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开始的。大学里恢复了古希腊语的教学，接着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翻译活动，众多的学者、作家将古代希腊、罗马和近代意、法等国的学术和文学名著译成了早期近代英语。哲学家、教育家、历史家、政治家、宗教人士纷纷从事著述，用不同方式表达了人文主义思想，其中有托马斯·莫尔用拉丁文写的《乌托邦》(1516)。这部作品借一个旅行者谈海外见闻的方式，描绘了一个没有私有制和宗教压迫而崇尚学术的理想社会，而对为了能多产羊毛而大规模圈地、迫使贫苦农民流离失所的“羊吃人”的现实英国作了有力的谴责。

　　诗歌创作空前活跃，大批诗集出版，开一时风气的重要诗选也陆续问世，其中《杂集》(1557)发表了华埃特和萨里两人对于意大利十四行诗的仿作，使这一诗体在英国生根。到了90年代，锡德尼等著名诗人都出版了十四行诗集，虽然仍以歌颂爱情为主，却能突破旧格局而注入新内容。比十四行更重要的还有其他诗体，或抒情，或叙事，或讽刺，或探讨哲理，都有出色的代表作家，而成就最大的则数斯宾塞。他的主要作品《仙后》(1590～1596)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利用中古骑士传奇的体裁，以寓言为主要手法，在精神上却反对天主教而歌颂作为英国民族象征的伊丽莎白女王，传达了正在兴起的清教主义的严峻的道德观，并且出之以优美而多变的韵文，使得斯宾塞不仅独步当时诗坛，而且成为后世讲究诗艺的作家所仰慕的“诗人的诗人”。

　　诗歌的成就还包括无韵体诗在剧本里的成功运用。诗同剧的结合产生了这一时期文学最骄傲的成果：诗剧。从16世纪80年代起，诗剧作者们摆脱了中古神秘剧、奇迹剧、道德剧的宗教色彩和粗糙技巧，建立了一种生气勃勃的新戏剧，敏锐、强烈地表达了时代精神，在艺术上作了多方面的大胆创新。第一个成功地使无韵体诗变成戏剧媒介的是马洛。他用“壮丽的诗句”写壮丽的人物，如《帖木儿》（1590）中的中亚大帝国的创立者和《浮士德博士的悲剧》(1604)中的追求无限知识的德国博士，同时又在《爱德华二世》（1594）里将一个国王的遭遇写成了英国第一个历史剧。马洛早死，但是诗剧继续成长，经过基德、格林、查普曼、德克、米德尔顿、马斯顿、海伍德等人的创作实践，题材扩大，技巧更趋成熟，至莎士比亚而集大成。

　　莎士比亚是演员和剧作家，一生写了37部剧本。他博采众长而又自有创造，在历史剧、喜剧、悲剧、传奇剧各方面都写出了杰作。他的 9个历史剧包括了从约翰王到亨利五世（亦即从13世纪初到15世纪末）之间连续300年的英国历史,场面之大实属空前，而作者也写得波澜壮阔,反封建、反内战,热情地歌颂了民族国家的形成。他的喜剧活泼多趣，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其中《仲夏夜之梦》（1596）和《皆大欢喜》(1600)又充满浪漫诗情，令人神驰；《威尼斯商人》(1597)用生动的法庭对抗的场景提出了海外贸易和犹太人放高利贷等经济问题；而结构完整、语言锋利则又数揭露清教徒虚伪的《第十二夜》(1601)。他写悲剧的天才首先见于《罗密欧与朱丽叶》(1595)，这个歌颂自由恋爱的剧本象朝露一样新鲜，而一对纯真青年的死又对封建门第的残酷作了有力的控诉，为后来的西欧乃至世界的文学艺术提供了又一个有长远吸引力的主题。1600年以后，他的思想更深刻，技巧也更老练，创作了一系列卓越的悲剧，其中《哈姆雷特》(1601)写一个年轻的人文主义者面对邪恶势力，在怀疑、犹豫之后终于为“重整乾坤”而献出生命；《奥瑟罗》（1604）写一个威尼斯的黑人大将虽然武功盖世，却仍然受到邪恶势力的捉弄，以至亲手杀了无辜的爱妻；《李尔王》(1606)写一个国王在老年做了极不合情理的事，因此也受到极不合情理的对待,终于流落在民间,而在这过程中反而悟到了真理；《麦克白》(1606)则深入探索了野心的毁灭性，在充满迷信和恐怖的气氛里，作者却让他笔下的罪人不时剖析内心，沉思和反省给了这个悲剧以更大的深度。这一时期的作品标志着莎士比亚达到了他的戏剧艺术的顶点。以后他转入传奇剧的写作，以宽恕和解为主题，其中《暴风雨》(1611)仍是有魅力的佳作。

　　在莎士比亚创作的末期，诗剧仍然繁荣，不仅有鲍蒙特与弗莱彻等人在写传奇剧，还出现了莎士比亚所未曾尝试的社会讽刺剧，其代表作家是琼森。他的最好的剧作是《狐狸》（1606年上演）和《炼金术士》（1610年上演），它们把17世纪初年伦敦社会上的骗子、方士、食客、荡妇、清教徒之流暴露得淋漓尽致，诗句也典丽有力。但琼森后来为了投合宫廷所好而去写假面剧。同时舞台上出现了韦伯斯特、特纳等人写的凶杀剧，他们以绝好的诗才而渲染色情和恐怖，诗剧的败象已现。等到福特、修莱等人的剧本上演，不仅内容猥琐，韵文也虚浮，深为在政治上日益强大、信仰清教主义的资产阶级所不喜，他们所控制的国会于1642年通过法令，封闭了所有戏院。从16世纪兴起的英国诗剧，在经历了60年的光辉灿烂的成长过程之后，至此乃告衰竭。

文艺复兴文学中还有丰富多采的散文作品。16世纪的英语虽然稍嫌芜杂，却十分富于表达力，叙事、状物、写景、辩难,无所不能,因此出现了各种风格的散文，繁丽工整如黎里的《尤佛伊斯》(1579～1580)，明白晓畅如纳什的《不幸的旅人》（1594），绵密雅洁如胡克的《论教会政策的法则》(1594～1597)，简约隽永如培根的《随笔》(1597～1625)。上述黎里与纳什二书也是原始形态的小说。此外还有德洛尼写小城镇手工业者的三本书，特别是写鞋匠的《高贵的行业》(1600)，在细节的叙述上已接近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正是由于这时英语表达力强，所以在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中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译作，如诺斯所译的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1579)和弗洛里奥所译的蒙田的《随笔集》(1603)。它们都是莎士比亚参考过的书。17世纪初最重要的译作则是1611年由国王詹姆斯一世下令出版的英文《圣经》。它是47位学者集体翻译的成果，吸收了以前英文译本的优点，用词纯朴而富于形象，韵律也饶声调之美，对后来的英语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以上思想、学术、诗、诗剧、散文、翻译等方面的活动成就卓越，尤以诗剧为最，使这一时期文学成为欧洲以至世界文学的高峰之一。

 

　　三、17世纪文学

　　16、17世纪之交,英国国内政治经济的矛盾加深,人心动荡，反映于文学的，除了上述诗剧的衰败，还有在散文作品中围绕政治与宗教问题的论争文章的急剧增多，在诗歌中出现了以多恩为代表的玄学派诗和一些称为骑士派的贵族青年所写的爱情诗，前者用新奇的形象和节奏写怀疑与信念交替的复杂心情，显示出当时科学大进展冲击传统文化的影响；后者则表达了一种末世情调。

　　17世纪40年代，革命终于爆发。人民经过公开审判，处决了国王查理一世，并在打了一场激烈的内战之后建立了以克伦威尔为首的资产阶级政权。在文学上，革命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有大量的传单和小册子印行，各种集团特别是属于革命阵营左翼的平均派和掘地派通过它们来发表政见，其中李尔本、温斯坦利等人写得犀利有力；二是出现了一个革命的大诗人──弥尔顿。

　　弥尔顿对于革命的贡献，首先在于他的政论文。从1641年起，他搁下了早以优美著称的诗笔，而用英文和拉丁文写了许多政论小册子，为英国人民处死国王的革命行动辩护,也发表他的进步主张,如《论离婚》(1643)和《论出版自由》(1644)。他的文章虽然句式繁复，却有雄奇之美，在英国散文中自成一格。

　　1660年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王政复辟。这时弥尔顿已经双目失明,受着政治迫害,但他痛定思痛，把自己的一腔孤愤写进了他一生最后的三大作品。首先是《失乐园》(1667)。这首以人类祖先失去乐园的圣经故事为主题的史诗表达了作者的清教主义，而在对于撒旦的描写中则又倾注着他的革命思想，正是那些歌颂叛逆者的响亮诗行构成了诗中最动人的篇章。继之而来的《复乐园》(1671)叙述耶稣拒绝撒旦诱惑的节操,虽见平淡,仍多佳句。同时出版的《力士参孙》是英文中最出色的希腊式古典悲剧，结构严谨而人物突出。作者写参孙双目失明，身陷囹圄，而仍力抗强暴，终于与敌人同归于尽。这当中有弥尔顿对自己不平凡的一生的回顾，炽热的情感溢出诗行，表示他依然壮怀激烈，不变革命初衷。在艺术上弥尔顿力求完美，以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为典范，然又不失英国本色，在他的笔下无韵诗更具有庄严灿烂之美，表现了“雄伟的风格”。

　　王政复辟以后，文学风气为之一变，盛行嘲笑清教徒的讽刺诗，法国式的“英雄悲剧”和反映浮华、轻佻的贵族生活的“风尚喜剧”。这类喜剧中也有意存讽刺的，如康格里夫的《如此世道》(1700)。这时文坛上的领袖人物是德莱顿，他有多方面的才能，主要成就在政治讽刺诗和文论。也有作家反对当时的社会风尚，如来自下层人民的班扬，他的《天路历程》(1678)用朴素而生动的文字和寓言的形式叙述了虔诚教徒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的经历，对居住在“名利场”的上层人物作了严峻的谴责。这里有清教主义的回响，而作品的卓越的叙事能力又使它成为近代小说的前驱。

还有两类散文作品，带来了新气象。一类是科学文章。1660年成立的皇家学会要求会员用“工匠、乡下人、商人的语言”，尽力把一切事物表达得“象数学那样朴实无华”。另一类是哲学著作，先有霍布斯，后有洛克，都用清楚、有力的文字发表了他们的经验主义哲学和政治思想，特别是洛克的影响深远的社会契约论成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求实的文风和民主思想都是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国王虽复位，实权还在他们手里。1688年,他们把另一个不得人心的国王赶下了台,从此政权被商人和地主的联盟所牢牢掌握，文学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四、18世纪文学

　　18世纪前半叶，英国社会安定，文学上崇尚新古典主义，其代表者是诗人蒲柏。他运用英雄偶句体极为纯熟，擅长写讽刺诗，但以发泄私怨居多。表现出启蒙主义精神的主要是散文作家，他们推进了散文艺术，还开拓了两个文学新领域，即期刊随笔和现实主义小说。

　　期刊文学是应广大读者的要求而兴起。斯梯尔与艾迪生两人有首创之功。前者创办《闲谈者》报 (1709～1711) ，后者继出《旁观者》报(1711～1712)，将街谈巷议和俱乐部里的风趣幽默写上了期刊。艾迪生的文笔尤见典雅。后来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约翰逊、哥尔德斯密斯等名家都曾主编期刊或为期刊撰稿，可见此风之盛。由于他们的努力，英国式的随笔得到进一步的提高，题材更广泛，文笔也更灵活。

　　更具英国特色而又对欧洲大陆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散文小说。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1719)、《摩尔·弗兰德斯》(1722)等书把水手和女仆当做英雄人物来介绍，细节写得十分逼真，虽然书的结构松散，作者却有娓娓动听的说故事的本领，使读者始终保持兴趣。他的文字口语化，善于绘声绘形，而又迅捷有力。这些特点，加上笛福对英国城乡诸色人等的深刻了解，使他奠定了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基础。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1726）是以讽刺朝政、表现人类的丑恶为目的的寓言，然而作为故事，也是十分引人入胜。他把现实细节放在十分奇特的幻想的情景之中，而幻想也是正在发展中的英国小说所需要的。世纪中叶，理查逊用书信体小说细致地描写遭遇不幸的少女的内心,以《克拉丽莎》(1747～1748）等大部头小说感动了一整代英国和西欧的读者，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称之为伟大创造力的表现。但在菲尔丁的眼里，理查逊只是市侩哲学的代表，于是他起而用仿作去讽刺之，其结果却掌握了写小说的艺术，于是有了他自己的创作，其中最受称道的是《弃婴托姆·琼斯的故事》(1749)，它的人物、风景、场面都是典型的英国式的。作者歌颂真诚、热心、忠实而又不受传统束缚的青年男女，全书有一种爽朗、清新的空气，而又结构完整，把现实主义小说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当时及稍后还有斯摩莱特、哥尔德斯密斯、斯特恩等人的小说，或扩充了题材，或实验了新写法，都有建树，因此虽然世纪末出现了渲染神秘恐怖的“哥特小说”，但是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英国小说中的主流，继续向前发展。

　　出色的散文还见于其他文学品种。约翰逊的《诗人传》(1779～1781)是传记和文论的卓越结合，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1791)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境界，伯克的《论美洲的赋税》（1774）展示了政治讲演术的力量，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更以其深刻的启蒙主义思想和典丽的文笔成为全欧钦仰的史学杰作。

然而散文之势虽盛，诗歌并未沉寂，不仅有世纪初的蒲柏和汤姆逊在创作，就是一些散文名家，如斯威夫特、约翰逊和哥尔德斯密斯，也善于写诗。等到世纪后半叶，感伤主义抬头，诗歌也复振，出现了扬格的《夜思》(1742～1745)和格雷的《墓园挽歌》(1750)等佳作，反映了英国许多人在产业革命加紧进行中所感到的痛苦和彷徨。珀西编的《英诗辑古》(1765)引起了对古民歌的爱好，于是仿作者有之，伪造者有之，形成一种对中世纪神往的风气。这时从经济不甚发达的苏格兰传来了农民诗人彭斯的声音,他既是旧民歌的整理者,又是新诗篇的创造者，而吟唱的内容则是爱情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后者正是法国启蒙思想的结晶，在80年代之末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对这次革命的迎或拒，同情或反对，使英国散文作家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但大多数诗人却在革命初起的“黎明”时刻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在这样的气氛中产生了浪漫主义诗歌。

 

　　五、19世纪文学

　　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个大诗人是布莱克。这个靠镌版谋生的手工匠人是法国革命的热烈的拥护者，但又反对它的哲学基础理性主义，所写的诗也大异于18世纪的优雅含蓄,而着重想象力和神启式的宗教感,初期的《天真之歌》(1789)写得纯真，《经验之歌》(1794)写得沉痛；后来诗风一变，转而写作篇幅巨大的长诗如《四天神》(1804)，其中有一套独特的象征和神话系统。

　　大学生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却经历了另一种变化，即从拥护法国革命变成反对,于是前者寄情山水,在大自然里找慰藉；后者神游异域和古代，以梦境为归宿。两人的诗歌合集,题名《抒情歌谣集》,于1798年出版。两年后再版，华兹华斯加了一个长序，认为“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主张诗人“选用人们真正用的语言”来写“普通生活里的事件和情境”，而反对以18世纪格雷为代表的“诗歌词藻”。他进而论述诗和诗人的崇高地位,认为“诗是一切知识的开始和终结,它同人心一样不朽”，而诗人则是“人性的最坚强的保护者，是支持者和维护者。他所到之处都播下人的情谊和爱”。

　　这一理论有足够的实践作为支持。华兹华斯的小诗清新,长诗清新而又深刻，他的十四行诗雄奇,他的《序曲》(1805)首创用韵文来写自传式的“一个诗人的心灵的成长”，无论在内容和艺术上都开了一代新风。柯尔律治另有特长。他的《古舟子咏》(1798)借用了一个充满了奇幻之美的航海故事，探索了罪和赎罪的问题；他的短诗《忽必烈□》(1816)发掘了诗的音乐美和人心的联想作用；他的理论著作《文学传记》(1817)吸收了德国哲学家谢林的论点，对浪漫主义诗歌的特色，尤其是想象力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使他成为英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敏锐的理论家之一。

　　然而这两人的诗才在短期的闪耀之后相继熄灭了，另一代诗人在1815年左右起来，把浪漫主义诗歌带进了更广阔的境界。拜伦、雪莱、济慈三人各有特色，但是都忠于法国革命的理想。拜伦是出于对暴政的反感,雪莱是着眼于未来的理想社会，济慈是由于憎恨这个使“青年脸色苍白、骨瘦如鬼”的残酷世界。在艺术上,他们都有重大的创新。拜伦在他的杰作《唐璜》(1818～1823)里一反欧洲旧传说，把主人公从纨□子弟转变成热血青年,让他两度横越欧陆,通过他的眼睛见证了又评论了广阔的欧洲现实，而作者在本诗里对于口语体的运用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拜伦诗如其人，始终为自由而斗争，产生了超越英国和欧洲的文化和政治上的重大影响。雪莱的抒情诗情思专注而意境高远，《西风颂》(1819)鼓舞了当时和后世的革命志士；他的哲理诗探讨人类解放和理想的男女关系等重大问题，以议论入诗而诗句依然绚烂多采；他有志于复兴希腊式的诗剧，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20）里他师法埃斯库罗斯而又不取其懦弱，重申人的复兴的胜利，诗句挺拔，取得了辉煌成就。而济慈，这个英年夭折的天才，在1819年一年之内，写出了他几乎全部最重要的诗篇：《心灵》、《夜莺》、《希腊古瓮》、《秋颂》、《许佩里翁》,每一篇都使人感染到年轻诗人是怎样不知疲倦地追求着美，然而这却只使他更憬然于当时英国无处不见的丑，使他明白“只有那些把世界的苦难当作苦难，而且苦难使他们不能安息的人”才能达到艺术巅峰。正是这对于“世界的苦难”所感到的切肤之痛使得济慈的诗篇不仅瑰丽，而且深刻。

　　这一时期诗歌还有司各特、克莱普、莫尔、坎贝尔、胡德等人的作品,总的成就是惊人的。英国文学史上,莎士比亚去世以后，没有另外一个时期有这样多的第一流诗人，创作了这样大量的为后世所珍视的第一流作品。

　　浪漫主义也有著名的散文作家，如哈兹里特和兰姆，前者的《时代的精神》（1825）是精辟的文论；后者的《伊利亚随笔集》(1823)以其风趣、典雅得到了英国和世界无数读者的欣赏。此外还有《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1821)的作者德·昆西,《幻想的对话》(1824～1848)的作者兰道尔,都讲究风格,喜作“美文”。德·昆西还运用词句的音韵，试图在散文中造成诗的效果。与之成为对照的是平民政治家科贝特所写的《骑马乡行记》(1830)，结合对民生疾苦的观察和美好山水的感兴，表明朴实有力的平易散文仍在发展。

　　散文的更大成就见于小说。原来以写诗出名的司各特从1814年起写了27部长篇历史小说，用雄迈的文笔再现了苏格兰、英格兰和欧洲历史上的一些有突出意义的事件，包括人民起义、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近代国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的建立，展示了历史的进程，刻划了众多的英雄人物，留下了《威弗利》(1814)、《罗布·罗伊》(1817)、《米德洛西恩的监狱》(1818)、《艾凡赫》(1819)等名著，不仅创建了一个新的小说部门，而且对英、法、德、意、俄、美等国的小说写作产生了影响。同样有影响的，特别在英语国家的读者当中，是女作家奥斯丁。她一共写了6部小说,都以乡下绅士家女儿的婚姻为主题，用笔细腻而略带嘲讽，写出了真爱情的可贵，伪善的可笑，创造了一类有见地、有个性的新的青年妇女典型，而小说结构匀称，组织紧密，《傲慢与偏见》(1813)与《爱玛》(1815)尤为精心之作。

　　小说在19世纪40至50年代得到更大的发展，这也是英国国内阶级斗争激化的时期。列宁称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运动即宪章运动”带来了宪章派文学。同时科学技术在加快发展，达尔文的划时代的进化论给了传统信仰以猛烈冲击。在宗教界内部，出现了围绕“牛津运动”的论争。在政界和舆论界，围绕谷物法和“英国现状”问题展开了时间更长的论争。论争锻炼了散文。正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散文文学成果累累，卡莱尔的《法国革命》（1837）和《过去和现在》(1843)、麦考莱的《英国史》（1849～1861) 、罗斯金的《威尼斯之石》(1851～1853)、穆勒的《论自由》(1859)等便是明证。读者层也在急剧扩大；不少新刊物问世，开始了逐期连载长篇作品的作法。

　　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使小说作者更加关心社会上的重大问题。狄更斯最初用幽默风趣的笔触写了《匹克威克外传》(1837)，使人们感染到他的乐观主义；而不过两年，他就在《奥列佛·特维斯特》(1838)里写孤儿的苦难和伦敦贼窟的黑暗；进入40年代，他又写了一系列小说揭发崇拜金钱的罪恶后果，其中《董贝父子》(1848)尤为深刻；《大卫·科波菲尔》(1850)是一部充满人世沧桑之感的成熟作品；接着而来的《荒凉山庄》(1853)、《艰难时世》(1854)与《小杜丽》（1857）则更见阴郁；《双城记》(1859)强烈地谴责了法国贵族的残酷，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人民采取暴烈行动的戒惧；60年代的《远大前程》（1861）写的是前程渺茫，而《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则用巨大的垃圾堆来作英国社会的象征。象征手法的更多使用和对于小说结构的注意是他后期小说的特点，表示了他在小说艺术上的发展；然而他最吸引读者的依然是他一贯保持的优点，即真实的细节与诗意的气氛的结合，幽默、风趣与悲剧性的基本人生处境的结合,具体情节与深远的社会意义的结合。这些结合,加上他对于语言的莎士比亚式的运用，使狄更斯的小说不仅内容丰富、深刻，而且以其艺术上的创新对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同样关心社会问题但在范围与写法上不同于狄更斯的还有一大批别的作家。萨克雷的《名利场》(1847～1848)是另一部有长远吸引力的巨著,用文雅的笔法讽刺了上层社会的贪婪和欺诈，而他的《亨利·埃斯蒙德》(1852)则发扬了英国历史小说的优良传统。1847至1848年间是英国小说的“奇迹年”：除了狄更斯的《董贝父子》和萨克雷的《名利场》外，还出版了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埃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更多女作家的出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而她们各有特长：盖斯凯尔夫人用同情的笔调写工人斗争；勃朗特姊妹一个把倔强、有个性的家庭女教师放在小说的中心，让她对有钱的小姐们发出抗议的声音；另一个则用炽热的情感写爱与恨的故事，以荒凉的约克郡的野地为背景，情节中充满40年代特有的严厉性。稍后，另一个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写了一系列剖析伦理问题的小说，其中充满田野景色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是一动人的悲剧，而她的晚年作品《米德尔马奇》(1871～1872)则又以缺乏爱情的痛苦的婚姻生活为中心，细致、深入地描写了一整个小市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此外，这一时期里还有迪斯雷利写贫富对立的两个英国的社会小说，里德和金斯利写为社会改革服务的揭露小说，特罗洛普写小镇故事和以内阁和议会为中心的政治小说，科林斯写对狄更斯也产生了影响的侦探小说，都留下了出色作品。

　　进入19世纪的后30年，英国小说依然活力不衰，题材范围继续扩大。梅瑞狄斯的《利己主义者》(1879)细致地分析了英国绅士在婚姻问题上的虚妄的自信，而他的《维托利亚》(1867)和《克劳斯威的黛安娜》(1885)又描绘了一类参与政治斗争的新女性；劳瑟福德在《皮市巷的革命》(1887)里写相信“异议派”教义的手工业者，勃特勒在《众生之路》(1903)里写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冰冷无爱的家庭生活，威廉·莫里斯在《梦见约翰·保尔》(1888)里怀念举行1381年起义的壮士，又在《乌有乡消息》(1891)里描绘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吉卜林写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活动的小说和威尔斯的科学幻想小说也是19世纪末年的产物。小说的艺术性也有新发展：梅瑞狄斯的文采，勃特勒的犀利，莫里斯的用古朴以求新鲜,吉卜林的活泼和嘲讽,都使英国小说更加丰富多采。更向前看则十分讲究小说艺术的美国人亨利·詹姆斯和波兰人康拉德已在向英国文坛叩门。然而这一时期的大小说家则是诗人哈代。他集中写多塞特郡的农村人物，他们生活简朴而感情强烈，小说的主人公们都受命运的捉弄，他们灵魂的善良、纯洁更加反衬出“不朽者之主管”的冷漠和残酷。哈代的一系列使人喜爱又深思的小说，如《远离尘嚣》(1874)、《还乡》(1878)、《卡斯特桥市长》(1886)、《德伯家的苔丝》(1891)、《无名的裘德》（1896），是19世纪英国小说的最后的一批优秀成果，它们成功地使农村的土壤气息、诗样的温情和严峻的宇宙观相结合。

　　总起来说，19世纪众多作家的共同努力使英国小说登上了新的峰巅。它的现实主义深化了，它的艺术更加精粹；它是典型英国的，而又对世界文学投下了它的深远的影响。

　　诗歌也在继续发展。浪漫主义余波不息，济慈与雪莱的影响尤著。19世纪中叶的英国诗坛，出现了丁尼生与布朗宁双峰并峙的局面。丁尼生一生致力于提高诗的艺术,技巧圆熟,抒情、叙事皆精，长诗《悼念》(1850)深刻地写出了诗人面对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时所感到的信仰危机，虽然最后重申了上帝之道，其动人处则在表达怀疑与不安的段落。布朗宁在题材和技巧上进行了多种试验，短诗、长篇都有优秀作品；他特别长于用口语化的词句描绘人物的内心，写了一系列“戏剧性独白”，跌宕生动，为其最成功的创作。此外阿诺德力图以古典主义的含蓄纠正浪漫派的恣肆，他青年时写了一些好诗，但后来转向文艺和思想评论，另有重大建树。这时也出现了一个“先拉斐尔兄弟会”的流派，他们认为当时艺术萎靡板滞，应该回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的素朴真纯，在诗歌方面以罗塞蒂的《神女》(1850)为代表作；其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也写了清新、哀惋的抒情诗，其特点是富于宗教感。另一个重要诗人斯温伯恩则歌颂民主主义和男女间的性爱，所作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特别是波德莱尔的影响，声韵与形象富于暗示，颇有迷人的力量，主要诗集《诗与谣》(1866,1878,1889)在青年中流行一时。“先拉斐尔派”中最有成就的诗人则是前述幻想小说《乌有乡消息》的作者莫里斯，其巨制《地上乐园》(1868～1870)是乔叟式的故事合集，然而更富浪漫色彩；后来他写中世纪北欧英雄《沃尔松族的西古尔德》(1876)，诗风变得古朴雄迈；80年代他参加了工人运动，用诗来激励斗争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写巴黎公社战斗的长诗《美好未来的追求者》(1885～1886)是新型的力作。

“先拉斐尔派”的唯美倾向在90年代演变为后起作家的唯美主义。佩特的《文艺复兴史研究》（1873）为它提供了美学理论，实践这个理论的主要是王尔德和几个结成“吟诗者俱乐部”的青年诗人。然而后者只有零星佳作，王尔德的真正成就也不在他的炫耀唯美主义的作品，而在他的讽刺性的社会喜剧，如《认真的重要》(1895)。戏剧的复兴是这个发展迅速、杰作不断涌现的世纪的最后一件文学大事，正是戏剧革新家萧站在两个世纪的交点，给英国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气。

 

　　六、20世纪文学

　　20世纪文学的第一个成就是戏剧创作上的突破。首先是爱尔兰人萧来到伦敦，用泼辣的剧评为易卜生所代表的欧洲现实主义新戏剧打开局面，接着又在自己的创作里巧妙地把它同阿里斯托芬以来的欧洲古典喜剧传统结合起来,写出了51个剧本,其中有《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人与超人》(1903)、《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904）、《巴巴拉少校》（1905）、《皮格马利翁》(1913)、《圣女贞德》(1923)、《苹果车》(1929)等名作，它们或是辩论社会问题，或是发表新颖思想，但都给观众以高尚的艺术享受。萧的出现使过去一百年英国戏剧不振的局面根本改观。

　　新戏剧的另外一支强大力量也来自爱尔兰。随着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出现了一个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都柏林的阿贝戏院，在格雷戈里夫人和诗人叶芝的主持之下，演出了他们自己的和新起的爱尔兰作者包括辛格和奥凯西的剧本。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1907)和奥凯西的《朱诺和孔雀》(1924)都是杰作，他们不但成功地写了爱尔兰题材，而且在戏剧语言上有重大的创新。叶芝写了《胡里痕的凯瑟琳》（1902）一剧，鼓舞了观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后来他又在戏剧艺术方面多所试验，但在诗歌方面他的成就更为突出，早期诗作以优美著称，后来则写得精粹深刻，吸收而又超越现代主义，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的诗人之一。

　　在英格兰本土，两次世界大战对文学有重大影响。特别是1914至1918年的战争，英国虽胜而遭受重大损失，一整代有才华的青年死于战壕。战争文学几乎全是创伤文学。炮火初停，仍然疮痍满目，在精神的废墟上出现了现代派文艺，其诗歌上的代表作是艾略特的《荒原》(1922)，它用新奇的形象、多变的韵律和通过大量引文对比古今各国文化的手法来写西方文明的危机感，造成了一时影响。现代派还发表文学理论，为他们作品的晦涩与险僻辩护,又对过去的作家重作评价,如艾略特就抑革命诗人弥尔顿与雪莱，而扬17世纪的玄学派诗人。在小说方面，战前已有詹姆斯、康拉德等人将小说艺术推向对心理与动机的细致分析，战后又有属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维·吴尔夫，既撰文抨击威尔斯、高尔斯华绥、本涅特等人的旧现实主义小说为不真实，又创作《到灯塔去》(1927)等小说来展示“意识流”的新技巧。运用“意识流”技巧而成就更大的是爱尔兰作家乔伊斯，他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1922)细致、深入地写现代都市居民精神生活的庸俗和猥琐，在结构和语言上都作了大胆创新，成为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另一个重要的现代小说作家劳伦斯揭露了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畸形生活，并用火样的热情和明亮的语言表达了对于一种身心和谐、情感与智慧融合的圆满生活的追求。《虹》(1915)和《恋爱中的女人》(1921)是他的名作。

　　在这些创新活动的同时，传统的文学形式与写法仍然有众多的实践者。就诗而论，哈代在20世纪初放弃小说创作而重新拾起诗笔，不但写出了真挚深刻的抒情诗，而且完成了一部规模巨大的史诗剧《列王》(1903,1906,1908) 。他不追随任何流派而自成一家，但由于他深深植根于英国农村人民的纯朴生活，对历史和人生也长久思索过其意义，又有相应的貌似古拙实则敏感而又强烈的语言，因此诗作质朴而深沉，秀美而有力，近年来其诗名几乎超过他在小说方面的声誉。

　　在小说方面，继续现实主义传统的更大有人在。老一辈作家中,威尔斯不止善写科学幻想小说,而且长于描绘伦敦小市民的职业生涯，高尔斯华绥用上层人士的语言写资产者福赛特的家史，本涅特和毛姆用法国式的现实主义手法写人们的情感生活，都拥有广大的读者。对知识分子更有吸引力的是着重写人与人之间的交情的福斯特，他的名作《印度之行》(1924)表达了东西文化在精神上的隔膜。赫胥黎则利用他对于科学和文艺的广博知识，写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里的困惑。20年代之末出现了普里斯特利的《好伙伴》(1929)，写一个民间剧团在各处演出时的遭遇，发扬了狄更斯的喜剧式的现实主义传统。

　　1926年的英国大罢工，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30年代的民主力量与法西斯势力之间的紧张搏斗，使得全英国的作家比平常更加关心政治。奥登、斯彭德、刘易斯、麦克尼斯等青年诗人在技巧上受现代主义影响，在内容上却反对资本主义。小说家衣修午德也在这个时期初露头角,他的《再见吧,柏林》(1939)等反法西斯小说表现了他的才华，而后来的作品则有负读者的期望。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方面也出现了考德威尔的优秀著作，如《幻觉与现实：诗的源泉研究》(1937)。英格兰以外的地区，进步文学也在活跃。苏格兰诗人麦克迪尔米德在掀起“苏格兰文艺复兴运动”后，又写了歌颂大罢工的《受难的玫瑰之歌》（1926）和献给列宁的颂歌；他的战友格拉西克·吉本则用诗一样的散文写了充满愤怒和希望的三部曲《苏格兰人之书》 (1932～1934) 。威尔士地区有矿工作家刘易斯·琼斯写自己和伙伴们的战斗经历，甚至后来被目为颓废诗人的迪兰·托马斯在其初期的作品里也颇有反资本主义的激情。爱尔兰这时已经独立，但是移居英格兰的奥凯西并未停止战斗，他写出了《星儿变红了》（1940）和《给我红玫瑰》(1943)等直接表现工人反对法西斯的武装斗争的卓越剧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和以后，英国文坛仍然名作不断。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1944）写下了一个诗人在战时最黑暗的年代里对于生、死、历史的沉思，这里已无多少现代派的手法，诗句变得素净而深挚。也曾以新颖手法惊世的女诗人伊迪丝·西特韦尔在后期作品里表达了她对于人类面临原子弹威胁的深重不安。天主教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描写人的罪恶的存在，继深刻的《问题的核心》(1948)等书之后，又写了一系列他自己称为“消遣品”的惊险小说。另一个天主教小说家伊夫林·沃原来长于讽刺，在大战后期则写了怀念风流往日的长篇小说《旧地重游》（1945）。乔治·奥威尔用寓言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一个高度集中的社会的戒惧。安格斯·威尔逊用狄更斯的笔法写伦敦知识分子的生活。威廉·戈尔丁在《蝇王》(1955)一书里写下了暴露人性丑恶的新寓言。两个小说家开始了卷帙浩繁的连组小说的写作，即安东尼·坡威尔和查·珀·斯诺；前者借用乐曲的结构写一个资产阶级家族，充满了对美好往日的怀念；后者则用科学家的客观眼光，解剖了现代英国上层人士之间的权力争夺。

　　战后一代的青年作家则另有一番心情。他们大多是在工党当政后的福利国家里成长起来的，靠公家津贴才上了大学，然而在阶级依然分明的英国，他们又感到处处碰壁，因而出现“愤怒的青年”的文学。韦恩的《每况愈下》(1954)、艾米斯的《幸运儿吉姆》(1954)和布莱恩的《向上爬》(1957)等小说开其端，奥斯本的剧本《愤怒的回顾》(1956)扩大其影响,拉金、休斯等人的诗又加深人们对于战后时期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平凡、粗糙感。等到西利托写《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1958)，他笔下的伯明翰自行车厂青年工人的情绪就不止是愤怒或力图向上爬，而具有一种无所顾忌的爆炸性；他的中篇小说《长跑运动员的孤独》（1959）通过一个体育比赛的场面，巧妙地写出了穷苦人家出身的青少年对统治阶级的反抗。还有安东尼·伯吉斯的小说《带发条的桔子》(1962)，用掺有俄文字的怪诞英文，写一群青年流氓的□淫破坏以及官方的对策，手法离奇；伯吉斯的其他作品则是用传统的技巧写成，其特点在善于讽刺，文笔洒脱。

　　这一时期,继续出现有才华的女作家。多丽斯·莱辛创作了一系列以南非白人妇女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继之以表达当代知识妇女的幻灭心情的《金色笔记》(1962)，都写得新鲜而有力。艾丽斯·默多克以存在主义者的眼光看人生,才思敏捷,继初期成功作品如《在网下》(1954)、《逃避巫士》(1956)、《一个砍掉的头》(1961)等之后，陆续有新的小说发表。比她年轻的玛格丽特·德赖布尔在《金色的耶路撒冷》(1967)等小说里专写受大学教育或在大学教书的青年妇女所面临的恋爱、婚姻、职业等问题，用细腻的文笔描绘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妇女的神态风貌。

　　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也标志着本世纪英国戏剧的第二次高潮的开始。在此之前已有多人进行戏剧创新的试验，如艾略特、弗雷之于诗剧，麦克尼斯、迪兰·托马斯之于广播剧。从50年代后期起，更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涌现,除奥斯本外,还有威斯克、惠廷、邦德、斯托珀特，爱尔兰人比汉,青年女剧作家雪拉·德莱尼,都以他们或新鲜或有力的剧本在舞台上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爱尔兰人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英文版，1954)也在伦敦上演成功。此后，英国也出现了自己的“荒诞派戏剧”，其代表作家是品特。他在《生日晚会》(1958)、《归家》(1965)等剧内用最少的对话、光秃秃的场景写畸零人在现代社会里的凄凉生活。同时，英国的演员继续以其精湛的演技闻名世界，还出现了富于创造性的导演如比特·布鲁克。他们上演新剧，但也不时重演从16世纪以来的优秀老剧。从莎士比亚到萧，在英国戏剧和整个英国文学里都有一个连续的传统，而其特色则是各

个时期都有优秀作家在努力创新；正是创新丰富又推进了这个传统。

　　

      今天第一次做一回真正的老师，给夜校专科班上课，讲分子生物学。五个小时，讲了133张幻灯。实在没得讲了，提前一个小时下课。下次想要讲满6个小时，看来要准备160张幻灯片。听课的人不是很多，最多不到20个，少则七八人。不过我讲得比较清楚，声音也很大，只有一两个人偶尔睡觉。

      如实记下，做个留念。

      前儿个这边超级女生敲锣打鼓，那边高秀敏，傅彪入了黄泉；今儿个，这边神州六号轰轰烈烈，那边巴金走了；明儿个，萨达姆还不知是死是活。

 

      真个是：生亦何欢，死亦何苦。

有一些人总是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就是想用自己的价值观统治别人。

 

超级女生有很多可以挑剔的地方，但她们是奔放的，她们在传统的价值观上打开了缺口，老夫子们觉得世界不完美了，自己岌岌可危，于是出来胡说八道。

 

有时候，让正统觉得不舒服，就是价值所在。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张涵韵，我是凉粉罗。不过在这事情上，还是站在张含韵一边。

真正的转折是在十三岁那年，某一次翻书架，无意中找到一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导言，里头有一句话：一切出生的，必将灭亡。看到这一句，突然大哭起来。泪眼朦胧中，看见接下来的一段：

“这是物质运动的一个永恒的循环，这个循环只有在我们的地球年代不足以作为量度单位的时间内才能完成它的轨道，在这个循环中，最高发展的时间，有机生命的时间，尤其是意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生物的生命的时间，正如生命和自我意识在其中发生作用的空间一样，是非常狭小短促的；在这个循环中，物质的任何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的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

但是，不论这个循环在时间和空间中如何经常地和如何无情地完成着，不论有多少百万个太阳和地球产生和灭亡，不论要经历多长时间才能在一个太阳系内而且只在一个行星上造成有机生命的条件，不论有无数的有机物一定产生和灭亡，然后具有能思维的脑子的动物才从它们中间发展出来，在一个短时间内找到适于生活的条件，然后又残酷地被消灭，我们还是确信：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永远不会消失，因此，它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这是我看到的关于生命的最精辟论述。从那时起，我才真正抛弃了孩子式的抵触，接受了生和死的概念。
循环是必然，铁的必然。也因此那些活着的永远高于已经死去的，因为那是循环的高潮部分，正如月球的两面中，你所能看到的永远都是明亮的那一面。
死之悲苦虽永恒终将忘却，生之欢乐虽短暂却将长留。哪怕那欢乐已不属于某个特定的人。

     昨天去了久闻的落雁岛。真是破烂不堪啊，不知道是来娱乐的，还是来受磨练的。不过开始玩了才知道感觉不错。走铁索桥，360度的飞天自行车，射击，射箭，用橡皮筋把人弹飞（蹦极），都很好玩。尤其是骑自行车和射击都是我的强项。

    傍晚，下起雨来，天一黑，整个岛上就只有我们12个游人了。四处黑漆漆的，只有我们聚在一起的地方是亮的。窗外就是湖水，但是夜里望出去，分不出哪是地，那是水。被水环绕，有一种孤寂的感觉，若不是年轻人的活力盖过了这秋雨的寂寥，所能想到的就只有枫桥夜泊之类的诗句了。
    烧烤和K歌是晚上的大戏。我喜欢吃大片的烤牛肉，不放其他桌料，只放盐。那里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很不好，晚上居然不给我们水，求姑姑告奶奶才讨来一瓶。不过，一个一直对我们横眉冷对的大婶也终于被刘欢的歌声打动，连声说他唱得好。我和小殊对唱，感觉也不错哦。她是我刚刚收养的宠物，哈哈。
    深夜在帐篷里（帐篷里的环境不敢恭维），六大美女躺成一排让我拍照，其场景真是蔚为壮观，终生难忘啊，大家都笑翻了天。不过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又开始想Italy了。忽然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木偶奇遇记中的欢乐岛，当然是简陋版的欢乐岛，不知道第二天起床，会不会长驴耳朵。
    晚上睡得不是很踏实，一大早就乘快艇离开了。

沉痛哀悼我的数码相机A75，在照了6745张相片以后，坏了。

　　　　　　相传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与佛印禅师是方外之交，两人经常在一起畅谈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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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天，佛印问苏东坡：“学士看我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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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坡戏谑说：“禅师像狗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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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印听了毫无愠意，淡然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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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坡随即又问：“禅师看我像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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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佛印毫不思索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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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坡回到家里，开心地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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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小妹问道：“大哥为何如此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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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坡便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番。没想到小妹不觉一笑说：“大哥输了！禅师心中有佛，故所见皆佛；大哥心中有狗屎，故所见皆狗屎也。禅师心净，大哥心秽也！”

哈哈。没有中彩票。也与实验无关。也没有艳遇。